本来，杜立德接受封爵的时候，行单膝跪礼就好，并不要求他行双膝跪拜叩首礼，没想到他自己跳出来要求“入乡随俗”。
杜立德对贵族身份的热衷，使他觉得封爵的“程序”愈“标准”，爵位的“含金量”便愈高。如果自己被“特殊”对待，那么自己的这个爵位也就变得“特殊”了——意思是这个爵位就夹杂了某些“非正式”的因素，爵位的“含金量”便随之降低。
杜立德并不以外交人员自居，根本不在乎自己双膝着地会给美利坚合众国带来什么“负面影响”。
同时，内战结束，可预见的将来，美国对内对外，都不会发生大规模的战争，杜立德在军界的发展，事实上已经摸到了“天花板”。如果不来中国，这个时候，他大约已退役去做生意了。所以，杜立德也根本不担心此举会给他个人的仕途带来什么“负面影响”。
反而，一个地道的贵族身份，除了大大满足虚荣心之外，对他以后“混世界”，大有助益。而且，真真正正，“惠及子孙后代”啊。
不过，杜立德要求“入乡随俗”的这个“俗”，并不是什么好“俗”。
关卓凡努力的方向，是要让中国人的身子站得更直，而不是弯得更低。所以，在礼节方面，一定是“以夷变夏”，而不是“以夏变夷”；不是要外国人“入乡随俗”，而是要中国“和国际接轨”。迟早有一天，中国人面对自己的君主的时候，膝盖也要离开地面的。
杜立德的这个要求，是和这个大方向背道而驰的。
但是，就短期的政治效应而言，杜立德此举，却会给关卓凡带来巨大的“加持”。
从乾隆朝英使马嘎尔尼开始，面见中国皇帝的时候，洋使的膝盖就变硬了，弯不下去了。我天朝上国对之实在不能理解，为此反复折腾，始终不得要领。闹腾来闹腾去，这个膝盖弯不弯得下去的问题，变成了中国对外交往的一大障碍。
后来，窗户纸终于捅破了，不能再自欺欺人了：洋人的膝盖原来是和腰杆一起变硬的，世易时移，再要人家折腰下节，万万不能。只好自己生闷气，躲起来不见人。
再到后来，人家的洋枪洋炮打过来，躲也躲不住了，就只好“出狩”了。
现在，居然有洋人的高官，主动要求弯下膝盖——这个，难道不是“国朝中兴、天威被远、来人向化”之明证吗？
可以想象，现下的国人，无论是改革派还是保守派，都会为之兴奋莫名吧！
权衡利弊之后，关卓凡还是决定利用杜立德的膝盖一把，特别是在激烈地敲了保守派的脑壳一轮之后。
嗯，就当打了巴掌之后，给个甜枣吧。
至于“洋人进京”，杜立德大约以为中国和日本差不多，是件异常严重的事情。因此，不惜主动以行跪叩礼作为交换条件。事实上，虽然中国对洋人进京也有限制，但北京城里本来就已经有一大扎洋人了，而现在的朝廷的政策取向，是鼓励增加必要的中外人员往来。不然，还搞个屁洋务。
所以，杜立德进京，其实不是什么多难的事情。
上谕发布的同时，关于杜立德将进京受爵、并行双膝跪拜叩首礼的消息，也泄了出来，朝野上下，果然像打了鸡血一般，兴奋起来。
这个杜立德，和华尔、福瑞斯特、白齐文等已入了籍的洋将不同。华尔他们，既已归化，行礼如仪，是应该的。而杜立德是美利坚国现役高级将领，却肯“诚心向化”，实在难得！
但再冬烘的脑袋，也明白，这大约不是俺们“教化”的好，不是什么“远人不服，则修文德以来之”，而是关某人这两年国内国外，不断拳打脚踢，才有这番“顾盼有威，远人来朝”的局面。
昨天，保守派们还在对着斥责徐应祥的上谕晕头转向；今天，面对这道封赏轩军的上谕，却难掩欣然色喜。此时再想到、再提到关某人，心里便不由五味杂陈，实在说不清楚是什么感觉了。
上谕中还提到了一位：徐四霖。“加三品按察使衔，赏二品顶戴”，徐子绥如愿以偿地戴上了红顶子。
徐四霖已经内定为第一任驻日公使，这是中国的第二位驻外公使。
这儿多说一句：本来，中国的第二位驻外公使，应该是驻英公使的。
在得知中国向美国派驻公使之后，英国的外交部就通过北京的公使馆，向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提出，中国也应该向英国派驻公使。
不过，新年伊始，中国的政坛，就大起波澜。太后和首相，为了一个女人，产生了严重的矛盾，中央政府上上下下，人心惶惶，没人有心思来搭理英国人的这个要求。风波过后，中英双方的精力，又同时转到了海军的“深度合作”上面，中国向英国派驻公使一事，就暂时放下了。
之后关卓凡全力筹备征日，这事儿就更加顾不上了。待到从日本回来，英国人旧事重提，已经差不多过去了整整一年。
驻英公使是非常重要的职位。现阶段，中国还不可能同时向欧洲主要国家派驻公使，因此在一段时间内，驻英公使等于“驻欧公使”，权责十分重大。
另外，公使这个位子，和船务大臣、铁路总办又不大一样，比较讲究人脉、地位、威望，在注重门第出身、身份等级森严的欧洲，尤其如此。关卓凡的夹袋里面，懂洋文、通洋务的人选，都实在年纪太轻、资历太浅，派出去，国内国外，都怕压不住场子。因此颇费踌躇，人选始终未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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