襄阳城投降后的第三天，樊城也降了。樊城本来就是弥勒教的附城，一切都是以襄阳城的马首是瞻，见‘首都’都降了，他们也没有义务为所谓的‘大华国’死节，他们太疲惫、太饥饿、太恐惧了，当秦雷答应依照襄阳府成例对待他们后，便在佛女的注视下，缓缓打开城门。
自昭武十七年五月初八起，至七月初十日，历时六十二天的‘弥勒教大起义’就以这种方式结束了。放下武器的弥勒教徒们，日后必将遭到士族门阀们的疯狂清算，损失一万多人的镇南军也不会放过他们。但在此时，他们想不到这一点，或者有人想到了，也会心存侥幸，认为只要躲得远远地，安度余生还是没问题的。
要用一句话描述便是，此次动乱有一个残忍的开端，一个残酷的高潮，以及一个残念的结局。
这次两个月的南方内乱，对天下局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，无论是三国间，还是秦国国内。
从秦国国内看，尽管强大的边军坐镇，没有让齐楚两国趁机渔利，但这次蔓延南方两省，波及周边省份，甚至影响全国的大暴乱，严重的消弱了秦国的内在实力，深远的影响了秦国的政治格局、也深刻改变了秦国的军事结构。
从经济上看，南方两省乃是秦国的南方粮仓，以全国三成耕地、生产出全国五成的粮食。虽然漕运日废，国内关卡林立，导致南粮北运成本过高，北方各省更然以自给自足为主。这也导致南北粮价相差五倍以上，南方米贱伤农，北方米贵更伤农的可笑局面的出现。
但不能因此而否定南方在秦国战略储备中的地位，此次之所以北方没有乱起来，完全是因为朝廷将南方的库府悉数搬空，输血北方，靠这种拆东墙补西墙的法子挨过去的。而且历年东征，朝廷全是从南方调粮，从北方出兵。即使是平时，南方两省也负责着东方战线的大部分粮草供给，若没有南方源源不断的物资支持，秦国庞大的战争机器是很难有效运转起来的。
朝廷这杀鸡取卵的一抽，又‘壮士断腕’的一抛，把个鱼米之乡的矛盾激化到了极点，最终导致了这场破坏惊人的大暴乱。这场历时两个月的暴乱席卷了几乎整个南方，只有荆州府以东至镇南军驻地的几个府幸免于难，损失自然骇人。
从上层看，但凡暴乱地区，官员士绅被杀戮殆尽，那些实力雄厚的大族首脑，虽然大部分逃了出去，但他们动辄数千的族人是不可能都逃走的，大部分也被葬送在这一场。至于宅院庄园、以及内力的家什器具，当然也逃不了被弥勒教抢光烧光的命运。
可以说南方所有士族门阀都在这场暴乱中蒙受了巨大的损失，而且越大的家族损失越大，只不过他们的承受能力远远强于小门小阀，还能硬撑着罢了。
因三国国策缘故，重新兴盛、并几乎在这个年代达到顶点的士族，以不到一成的人口，掌握着九成以上的社会财富。毫无疑问的，士族蒙受的巨大损失，也就是社会财富的巨大损失，这两者几乎可以划等号。
而从下层看，因为暴乱导致百姓在春耕关键时期大面积逃难，万顷良田无人照料，野草长的比稻谷还高，夏收的守成能有平时的两成便是烧高香了。几百万的逃难难民不仅在战时需要赈济，而且战后要重建家园，组织夏种，以南方恢复造血功能。
也就是说，从五月起，到十月秋收这五个月，两省的百姓非但不能供养士族，还需要失血过多的士族反过来输血。而且即使是秋收之后，因为之前损失太过惨重，士族也无法过分盘剥百姓，很有可能还要继续少量输血，让百姓休养生息，越冬春耕。这种情况可能要到明年春耕后才能有所缓解，两三年后才会彻底好转，
要想恢复到暴乱前的水平，看起来没有十年是不可能的。
这是必须的，士族并不劳动，甚至是依附他们的庶族地主也不劳动，他们的一切都来自对社会资源的所有权，而这些资源必须通过下层民众的辛勤劳动，才会产生粮食、布匹、财宝、珍玩，供他们享受玩乐。
结合两晋南北朝时期士族的失败教训，新三国时期的士族门阀们加强了对依附于他们的下层民众的重视，一般不会过度盘剥，甚至在今年这样的灾年中，还要反哺。士族们当然不是摇身一变成了，成了慈善家，他们只是更注意避免竭泽而渔罢了。
所以人们普遍认为，十年之内南方不能恢复到原本的水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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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从政治上看，南方虽然在秦国的政治版图中影响甚微，大部分豪门大族都在以中都为核心北方扎根，这场暴乱并没有对他们造成多大损伤。但北方豪族的这种幸免，是建立在对南方豪族的牺牲上。经此一役，本来就积怨颇深双方，便彻底撕破了脸，再没有回转的余地。
而在此役被大大消弱的南方士族，为了对抗北方，自然要前所未有的抱起团来，以利益群体的面貌出现在秦国政治舞台上。
所以秦雷的复兴衙门可谓顺应民心，得到了南方南方士族的出奇响应，再加上相对公平合理的制衡制度，短短时间便聚集了南方二百家最大的豪族，满足了南方士族意图联合的政治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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